中国最喜欢内动，先是直系跟皖系，后来直系跟奉系，这种内战逼迫国民党必须有武装，以暴易暴。
在一个足够开放的市场里，人口数量的多寡变成一个不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人口可以自由流动。事实上，这种社会学意义上理解的人民主权，并不符合现代以来人民概念的设定。
对应这一宪法解释，相应职能机关名之为国家人口委员会更为简练和精确。然而，家与人口形成这样一种紧密的关联，部分是由于自然属性使然，根本上则是现代理性化的结果。生育不是某个性别的个体的自由选择问题，而是家庭自治的问题。今天，随着中国人口控制目标基本达成，现有的第25条实际上已经完成阶段性使命，因此将其扩大解释为人口治理规范更为准确，相应地，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委员会也就更为符合宪法规范，更为简练和准确。作为现代治理技艺的自由权利就此同人口生育控制之间所形成的并非通常理解的直接对立关系，而是相反，对于一个开放的市场来说，充足的人口与流动量才可保证市场具备相当数量的劳动力。
82年宪法制定第25条之时，正值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从重农时代的大量人口需求，快速进入到工商时代的城市化高密度的人口集中，加上医疗卫生的发达，这一时期通过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的过快膨胀，以使之适应经济安全，无疑有其理性规划的合理性。二、家作为人口的基本单位事实上，82宪法第25条备受争议之处，所反映的是一个现代法治基本结构的问题。所有这些案例中，被诉行为都在不同意义属于合规行为：火车运行获得许可并符合运行要求、石油企业经登记开业并达到了烟尘排放标准、地铁建设经过批准并符合施工规范、汽车的正常制造与驾驶在法律上亦无可非难。
在具体实践层面，面对复杂的社会关系，公法和私法的运作也难免呈现出重合和交错的状态，因而，公/私法之间始终存在着如何互动接轨[10]和协调整合[11]的问题。而在这种风险-收益分析中，理性的风险规制决策者会发现，零风险并不可行或并不可欲，接受一定的风险水平更符合我们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考虑到这种现实，我国现行环境立法对环境污染责任作了不同于一般侵权责任的特殊规定。竺效：论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的特殊要件，载《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12期。
在环境法领域，这一点是格外清楚的：我们生存和生活，必然会给我们的环境带来污染。在《环境保护法》颁布前后我国制定或修订的相关单行环境保护法，如《海洋环境保护法》（1999年修订）第90条、《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年修订）第62条规定、《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修订）第85条规定，与《环境保护法》规定一致，对于过错及违法性要件均未作要求。
只是，该文重点其实在于违规情节对一般侵权责任认定的影响，并未讨论本文关注的、特殊侵权领域里，合规情节能否阻却侵权责任的成立。公法和私法的区别，实可称为现代国法的基本原则。[15]武法经字（91）第1号判决书。问题是，作为一种政策决定，接受一定的风险水平所换来利益是由一部分或全部社会公众所享有，而被接受的风险（即所谓的剩余风险）一旦成为现实，造成的损害却总是首先落到特定个体头上。
遗憾的只是，容忍限度论对相关考量因素的类型化研究，还不能说已经尽善尽美：从本文关注的加害行为合规这一情节来看，虽然已经明确应该将之作为考虑侵权责任是否成立的考量因素之一，却并无更细致的区分与专门的研究。其实，为了能够共同生活，任何人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他人的存在及其正当的行动自由，也就是必须接受他人存在及其正当行动自由给自己带来的不便、不利和损害。[11]可参见，马克.阿伦森：一个公法学人对私有化和外包的回应，载迈克尔·塔格特：《行政法的范围》，金自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13]在过错客观化，即从特定加害人主观心理状态转向标准人（即合理的人或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之后，过错要件和违法性要件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重合：仅仅从一个加害行为违反了国家机关经公开发布的有效规定，通常也就可以推定因行为人未尽到标准人的注意，也即有过错。
也论及行政规则（技术标准）与侵权法的关系，其中后一篇有部分内容涉及遵守某些特定的规制要求（信息披露、标准和许可）不能作为免除侵权责任的事由。因此，裁判实务中并不许可生产者主张产品符合强制性标准而要求免责。
针对日本民法典所规定的一般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忍受限度论者提出，在过去的公害侵权判例中，法官对加害人的注意义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实际上已经相当于直接采取了无过错责任。因此，被告证明其排污达标的证据法院不予采纳。
本文从一起堪称经典的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切入对此问题的讨论。这时，如果根据整体权衡特定加害人无需承担侵权责任的话，如何保障受害者得到救济？一个说服力的回答是：应当真正落实受益者补偿原则，在侵权法之外建立起社会化的补偿制度。不可否认，对于特殊侵权领域里是否以及如何考量合规情节的问题，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存在被有些研究者称为[36]法秩序内的逻辑分裂和法律规范的不自洽的立场的不一致。[17]例如：朱岩：风险社会与现代侵权责任法体系，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5期。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对该词的界定是：合于法律、法规和标准。如下文所示，如果说在前风险社会，合规能否成为法律上有效的抗辩理由还可以视为一个实际应用范围有限的边缘问题的话，当我们已经进入的风险社会，面对风险规制领域里合规致害现象大量涌现的现实，却仍然不能意识到按传统被划入私法学领域的特殊侵权责任的合规抗辩其实反映着按传统应划入公法学领域的风险规制的特殊性的话，就只能说是太缺少现实敏感性了。
[30]从这些判决书中可以发现：被诉行为合规与否的问题在所有这14个污染损害赔偿案件中都被提出（或是被告以合规为由自我辩护或是原告指控被告违规或二者兼而有之）并得到了处理。所以，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宣称任何公法规范都能直接应用于私法领域，也不能想当然地假定公法规范在任何情况下都对私法的应用毫无影响。
而相比受害人，危险行为人往往是更有条件更有能力控制损害结果的发生的一方。而且由于科学认知的限制，汽车厂家也无法预知在何时何种状况下将废气降低到何种程度才不会发生损害结果。
所以，在侵权责任认定中，有理由给予这类直接以保护他人人身安全身体健康为目的的状态规范更大的份量。因此，在单纯涉及状态规范时，可以推定合规即意味着不存在损害事实，因而可排除侵权责任。
——也就是说，前述种种不一致的处理的背后，很可能有或应该有其说得过去的现实考虑。但事实上，许可资格条件规范的内容，既非行为结果，亦非行为本身的内容，而只是与相关行为的主体资格条件而已。[39]但是，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一项调查表明，受调查的13个欧洲国家在基于相邻权提起的环境侵权案件中广泛地应用着过错责任。不具备此种资格条件，将显著增加行为发生危害的可能。
一般的介绍，请看：彼得.凯恩：《阿蒂亚论事故、赔偿及法律》，同前注〔26〕。若是从污染物排放是否超标是行政法/公法问题而侵权责任成立与否是民法/私法问题，就直接推论出前者对后者并无影响，失于粗疏。
而从前述对立法的考察来看，应该说，我国现行立法并未真的在包括环境侵权责任在内的特殊侵权责任中普遍应用此种绝对责任。这起案件之所以得上经典，不止是因为其案情在环境纠纷类案件中具有典型意义，更是因为它开启了当前国内环境法学界的如下通说：是否符合行政法规范并非确定污染者是否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条件。
[58]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但依据当时技术条件，火车公司无法防止因火花四溅可能造成的损害。
二审法院则称：环保局、水产中心、农技中心三家共同对上诉人鱼死亡作出的鉴定报告，确认上诉人鱼死亡是由于缺氧造成，与被上诉人排放到河涌的污水的有机物消耗河涌水的氧气有一定关系。如前所述，合规致害现象其实是现代工业社会所必然伴随的风险结果。而环保局复函未明言却明显的假定是：公法与私法是截然两分不可混淆的。即原则上有违法性但在一定受忍限度以下的部分，应该例外地考虑不具违法性。
而有评论者就认为，在当时的情形下，固守此行政规定明显荒谬不人道，因此医院不能以此免责。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相对而言。
但是，已经有实证调查数据显示，这一主张所假定的侵权法威慑效果在防范过失行为和意外事故方面是很可疑的。[7]这里涉及对环境损害的理解，环境赔偿诉讼中的环境损害，也就是侵权法上的环境损害，指以生态环境为媒介而造成的民事主体的财产损失、人身伤害或精神损害（damage through the eco-system or environment）。
前文提到我国现行法上对噪音标准和污水排放标准的不同规定，也可由此区分得到解释：噪音标准属于状态规范，直接规范噪音排放的结果，它应该是直接根据公众身体健康人身安全所需而确定，也就是说，对它的违反就意味着肯定会发生危害他人身体健康人身安全的结果，反过来，符合该标准的要求则意味着不会发生危害他人健康或人身安全的结果。[6]鄂高法（1992）经上调字4号民事调解书。
